前 言
　　《竹书纪年》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，晋武帝太康二年（公元二八一年）在汲郡（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）的一座古墓里出土。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，被称为《竹书》；由于它按年编次，又被称为《纪年》。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，被称为《汲冢竹书》或《汲冢纪年》。一般称为《竹书纪年》。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，《竹书纪年》仅是其中的一种。

　　《竹书纪年》原共十三篇，叙述夏、商、西周和春秋、战国史事。周幽王以后用晋国纪年，三家分晋以后用魏国纪年，至魏襄王二十年（公元前二九九年）为止。所记与传统的记载颇多违异，但是有些记载却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符合。如《尚书·无逸》中提到商朝的“中宗”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等典籍都认为中宗是商王太戊，但《竹书纪年》却以为中宗是祖乙，后在清朝末年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“中宗祖乙”的称谓，证明《竹书纪年》是正确的。郭沫若同志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、金文的时候，就对《竹书纪年》的史料价值有较高的评价。如齐桓公午在位的年数，《史记》中的《田敬仲完世家》和《六国年表》作六年，《竹书纪年》作十八年，青铜器《陈侯午敦》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，郭沫若同志因此断言：“有本铭之‘十有四年’，足证《纪年》为是，而《史记》实非。”（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）又如西周厉王以后出现的所谓“共和”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以为是周公、召公两人共同执政，《竹书纪年》的记载却是“共伯和干王位”，说是共伯名和的诸侯代替周厉王，建立了一个新政权。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视《竹书纪年》所记载的这段史实，他说：“共和是共伯名和；这由古本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，但被《史记》误认为周、召二公共和而治。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《史记》为说的，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读读朱右曾、王国维的关于《竹书纪年》的研究。”（《十批判书·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）

　　此外，由于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本身的混乱矛盾，并与其他文献所记不合，战国年代的重建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。清代和近代学者在试图排比一个比较正确的战国年表时，主要的根据也是《竹书纪年》。

　　《竹书纪年》的原简早已散佚，晋代学者荀勖、和峤、束晳等人所作的释文，也逐渐失传。现存的《竹书纪年》是后人重编的，不是已失传的《竹书纪年》的本来面目。但在南北朝至北宋的一些古书的注释，以及某些类书中，还引用了较多的原本《竹书纪年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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