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海轶闻
民国·陶菊隐
◎袁世凯
△西后听政时
西后垂帘听政时，袁世凯以出卖戊戌六君子功任北洋总督，极意结交阉宦，使侦后意向以投其好，因之宠眷逾恒。其时国步方艰，朝庭罔恤民力，值后诞辰，疆吏搜珍选异，各出心裁，以贡品之良窳，卜恩眷之隆替。煌煌盛典，举国骚然，惟北洋大臣近在辇毂之下，独无所献，人咸咄咄称奇，然袁意别有所在也。某日，后巡观珍品，啧啧称赏。最后目注四堵，沉吟无语而出。宦者以告，袁猛省曰：“得之矣。”即搜集名画若干帧，盛饰以进。后大悦曰：“慰亭实获我心，吾正思此物，此物来矣。”袁所费最少，独邀青睐，其善伺意旨，诚不可及也。后袁当国，左右便佞亦师其故智，揣摩风气，袁亦不悟。以是知当大任者，其不为宵小所惑，盖亦鲜矣。
△办共和
袁帝制自为，身败名裂。论者每归咎于左右之浸润，而不知左右皆窥意承志，发纵指示者乃其自身也。民国三四年，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，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。夫共和政体，信誓旦旦，岂容冠以“办”字？其蔑视共和可知，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。然闻者初无以应，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，虽元首言外有物，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。
△君宪救国论
杨度知其隐，欲以一言为天下先。四年春，与袁长子克定谈及变更国体事，克定曰：“兹事体大，必罗致国中群彦，相与研讨，庶足以杜悠悠之口。任公（梁启超）领袖名流，得渠一言，贤于十万毛瑟也。”乃遣介邀梁至，克定先言曰：“近有人以共和不适国情，主张变更国体。先生谋国之忠，必有所见。”梁仓猝不知所答，久之，始期期曰：“吾生平所研究者，乃政体而非国体。”梁退，杨与克定谋曰：“推任公之意，盖只问立宪与否，而君主、民主非所计也。”是年夏，杨撰《君宪救国论》，命总统府内史夏寿田密呈袁氏。袁省览至再，语夏曰：“姑秘之。然所论列，灼见时弊，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，以备参考。”自是春光泄漏，国人有以窥袁隐矣。
△幕僚中三要角
时府中有内史若干，其首要为内史监，犹今之秘书长也，阮忠枢任之。阮随袁久，小站练兵时即为入幕宾。此外内史中杰出者，一为张一麟，亦小站旧人，资望逊于阮，信任几与相埒，以内史兼任机要局局长（隶属政事堂）；一为夏寿田，系陕抚夏时之嗣，少年掇高第，杨度为之推毂，治事勤敏，袁颇礼重之。袁昧爽即兴，盥栉竟，往签押房披阅案牍，习以为常。阮有烟霞癖，起床晏；张兼绾局务，亦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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